【安海现代名人】曾平晖;一杯茶 一支笔 一本书

芒果小子潘径店

曾平晖，晋江安海人，195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，先后执教于北京电影学院、安徽艺术学院、泉州华侨大学，曾任多家出版社编辑，有《文史千字文》编著多部。

        他坐在那儿，那是个向阳的书桌，桌边就是书架，触手可及。
　　书架上的书有横排的也有竖放的，很旧，但没有一点灰尘。桌上叠摞着厚厚的书稿，在电脑与键盘的时代，这些手写的书稿让人有些陌生和怀念。纸上没有格子，只有分行的横线，蓝色的字很工整，也很大，让人一目了然。
　　“我的生活很简单，一杯茶、一支笔、一本书。”曾平晖说，“我今年已经76岁了，时间对于我而言很宝贵，我现在正与时间赛跑，争分抢秒。”
　　早晨，当阳光懒洋洋地点亮黑蒙蒙的街巷，曾平晖就已经独自来到家门口的安海东大街散步。
　　拐杖与他齐步而行，缓慢而小心。此时，他甚至不敢去思考或是回忆，虽然他每天要花很多时间把思考和回忆写进稿纸之中。他只能专心地散步，因为街上交通很嘈杂，车很多，一不留神就会发生危险。
　　街边，有个公园，然而，他从来不曾跨入园门，尽管如今已是满园春色，尽管里面有他最爱的花草。为何？只是因为里面人很杂，而他却很孤僻。
　　回到家中，他将拐杖放下，戴上眼镜，穿过两旁高高的大书橱，转身来到阳台。看书吗？不，他每天都会看书，但不会是现在。他有些吃力地弯下腰，欣赏着阳台栏杆上的植物。植物很普通，没有名贵的品种，甚至没什么特色，而他却看得很仔细。尤其是当看见盆边的一株野花露出了紫色的花骨朵时，他开心地笑了，孩子般灿烂。

　　曾平晖是一个很执著的人，有些东西，一旦爱上了，就再也不会改变。
　　他爱自然，小时候，为了路边的小花小草，他可以不去上课，就那么静静地欣赏一个上午；他爱文学，当雨果、茅盾、巴金的著作将他引入文学艺术的殿堂，他这一辈子都不想走出来。
　　曾平晖的人生是坎坷的。漂泊的经历，不幸的遭遇，在他数十年的回忆中留下深深的烙印。他的人生有许许多多的第一：他建立了福建第一个地下团组织；他是晋江第一代的大学生，在随后的辗转生涯中，他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学院，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第一批教师；随后，他又成为安徽艺术学院中文系与华侨大学中文系的第一任教师；在华侨大学任教期间，他又成为第一个从文学角度切入研究历史人物的学者。
　　一个轮回，数十年，他最终回到了家乡。这期间，他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的“白色恐怖”，他见到了饿殍遍野的死人村，他感受了众叛亲离的痛苦，他也得到了患难与共的爱情与良师益友的教诲，还有那成功的喜悦。
　　社会的变迁与人情世故让他逐渐成熟，丰富的阅历给了他深刻的人生感悟，这些所有的酸甜苦辣，让他永生难忘。

　　曾平晖的生活很有规律，每天中午，他都必须午睡休息，起床后，他就伏案于书房之中，写作或读书。他看小说，或是为了写作而翻阅资料，或者不是，只是单纯地看书，仅此而已。
　　说到他，不能不说他的书。每个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，都爱书，但他“痴”，甚至当他要做某件事时，也离不开相关的书。
　　每个月，曾平晖都要买很多书。如今，家中不但有好几个大书橱，储藏室中更是堆得满满的。他买书不是为了藏书，随手翻开，批注或圈点繁星点点。
     书记录着人和事，这就是历史的一部分。
　　“历史有纵横两条线，横的是地和物，纵的是人和事。”曾平晖喜欢历史，尤其是人和事。曾经，他就以《唐代流寓泉州的三位诗人》一文在《泉州文史》上一炮打响，开创了本地从文学角度研究历史的先河。随后，他发表了《李玉和他的洛阳桥》，又在菲律宾《世界日报》的《闽海人文》专栏发表了100余篇关于福建历史人物的文章，这些文章从纵线上使本土历史人物与事件更加丰满、生动了。如今，他的《海王郑芝龙》（注：郑芝龙为郑成功之父，相传其为海贼）刚刚完笔，郑芝龙是“王”还是“贼”？待书一出，这势必又将引起诸多学者的争论。

　　做文学不难，难的是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文学。
　　曾平晖时常感慨如今的文学界：浮躁之风尤盛，许多人把文学创作当成是摇钱树，或是耐不住性子踏踏实实地做学问，急功近利。
　　“真正的文学之路非常艰苦、艰难，需要付出很多。但是，它和历史是一样的———是前进的，是向前发展的。”曾平晖说。他毕生都在用生命去拥抱自己热爱的东西，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，哪怕自己是默默无闻的牺牲者或是铺路人，也不会后悔或退缩。他也相信，总有一天，我们新一代的年轻文学工作者会回归到踏实的文学之路上，从“软骨头”变成“硬汉子”。
　　说不定，哪天的清晨，曾平晖就会发现，阳台上那朵小小的花骨朵已盛开为绚烂的鲜花。

松下

顶．支持，路过．．闪人．．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