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齐邦媛《巨流河》后说重庆

大傻111

读齐邦媛《巨流河》后说重庆朱蓬蓬齐邦媛的“巨流河”指什么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是指中国的妈妈河、爸爸河，即长江和黄河。围绕这两条江河，几千年的中国历史，演变了炎黄子孙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。在各个历史阶段，人们“面临社会转型时，都会产生一些特有的迷惘、困惑、痛苦和思考”。 2010年11月，三联删节本的《巨流河》出版后，曾被评为当年“十大好书”。两岸三通更加宽泛以后，有人对照原版读三联版《巨流河》说：“删的不忍卒读。” 是的，“不忍卒读”四个字形容的妙。那就是过分地细致的描述在悲欢离合中，那些让人难以摆脱的迷茫、困惑、痛苦和思考。但即便如此，这本书依然在欧美、港澳台、大陆炎黄子孙中引起轰动。由于“巨流河”已经不是“具体的地理坐标，而是历史的象征，心灵的归属”。东北人、辽宁人、港澳人、台湾人、中国人都源自这条河流。很对不起，有一位评介者，我在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之后，却在抄录时，竟忘记记载她的名字。她说：“齐邦媛叙述的历史，给了我们一双文学的眼睛。这双眼睛多愁善感，在哀伤、悲悯中，在怀疑、落寞中，有一种姗姗而来的自信，把历史的碎片缝缀起来，让我们有了寻常经验触手可及的细节，有了历史的热度和痛感。也让人的颜面、情感有了高贵的气质。” 冷静地体会这段话，我从她哀伤、悲悯、怀疑、落寞、热度、痛感以及那种自信中，引发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光荣感。作者把历史的碎片缝缀起来，让人记住。而我呢，想了又想，同样是经过了许多的悲欢离合，终于也不能舍弃这些将要忘却的碎片，于是在我最后的岁月时刻，将这“寻常经验触手可及的细节”，续写一点点历史的记忆和现实的热度。齐邦媛是重庆南开中学的校友。她在南开的时候，是抗日战争的日机大轰炸，“跑警报”，警报器的鬼哭狼嚎，1941年6月5日大惨案，死伤3万余人；陪都军民同仇敌忾千人大合唱，唱的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……”当时陪都的抗战口号：“一滴汽油一滴血”。整个重庆看不见私家车行驶，要节约汽油打日本鬼子。当年的教育家，南开的创办人张伯苓对师生说“你不带校徽出去，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。”“在民族危亡、动荡不安的环境里成长，做人不能没有起码的尊严。” 也就是1941那个年头，重庆南开中学培养出的校友名单上，能赫然见到朱光亚、郭可信、侯虞钧、梁思礼等两院院士的名字，而吴敬链、茅于轼等也是那时候的学生。查阅史料，1941年8月19日，张季鸾命名、王芸生执笔的《大公报》社论：标题是《我们在割稻子》。社论说，“就在最近十天晴空而敌机连连来袭之际，我们的农人，在万里田畴间，割下了黄金之稻！”社论结尾说：“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！我们还是在割稻子，由于这是我们第一等大事。食足了，兵也足，有了粮食，就能战斗，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！” 今天再读王云生这大公报的社论，能不有点感叹和悲怆？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，国民党告别了作为陪都的重庆，**屏蔽**迁回南京，满目疮痍的祖国，需要休养生息，更要奋发图强，但不幸的是，因为蒋介石的独裁偏执，腐败丛生，民不聊生，内战再起，我们年轻时的热血沸腾，反饥饿、反迫害、争民主、争自由的罢工罢课运动在各大城市兴起，中国**屏蔽**顺应民意，经过辽沈、平津、淮海、渡江等几大战役，迅速解放了华东、华南和西南。而1949年年底的重庆，在国民党撤退时，杀害了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**屏蔽**人，原29兵工厂的百吨高炉被破坏，21兵工厂被夷为平地，当刘伯承、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接管重庆的时候，从牛角沱到小龙坎要坐马车，重庆已经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。历史奇迹似的翻开了新的一页，在解放初期最困难的时候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，在恢复生产建设新重庆时出奇制胜，以工代赈，修建祖国大西南第一条铁路——成渝铁路，为了这条路，29兵工厂员工迅速修复百吨高炉，变成了钢铁厂，并且轧出了新中国第一根自己生产的重型钢轨。为了改变重庆的市政面面貌，**屏蔽**举债，人民集资，修建了无轨电车……解放了的人民的崭新生活，是齐邦媛所不知道的了。而笔者既能体会齐邦媛所描述的她的生活道路之艰辛，也由于亲自参与并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前后的过程而感到欣慰。重庆解放以后，我的一位战友沈晓兰同志曾被调到南开中学任政治教师。据记载，南开中学的学生中，后来当选为两院院士的有三十三人，如周光召、朱光亚、张存浩等；有邹家华、郑必坚、张皓若、阎明复等一批领导干部；另有将军、教授、艺术家等更是数不胜数。几十年以来，重庆南开中学的高考成绩总是保持全市领先的位置，成为了数十万中学生“梦寐以求的知识殿堂”。毋庸讳言，重庆和全国一样，南开中学和全国的学校一样，经历了许多政治运动，并让师生遭受到许多不幸和坎坷，产生了似乎是新的“难以摆脱的迷茫、困惑、痛苦和思考”。然而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，改革开放让重庆有了新的生机。最初，重庆成为单列城市，1997年又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央直辖市。三峡水电站、大坝兴建起来了，万吨轮可以直达重庆了。物流可以用火车直达欧洲…… 现在的重庆市早已旧貌换了新颜。无轨电车早就被轻轨和地铁所替代，特别是在薄熙来书记执政重庆以后，唱红打黑，聚集了人民的精气神，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所通过的《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》，是一个重庆历史上、中国历史上，以及世界历史上，都是绝无仅有的目标规划。按照城乡一体化和共同富裕的决定：“到2015年，全市经济总量与国民收入同步倍增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.5：1左右，‘圈翼’发展差距缩小到2：1左右，基尼系数缩小到0.35左右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。” 重庆的变化，令世人惊叹。文字已经难以叙述，可以说的是，当年家张伯苓先生住的津南村、所熟悉的沙坪坝、小龙坎、陈家湾、杨公桥、瓷器口，都已经变了样。重庆所有的地方都变了样。笔者曾经写过这样的话，就策略考量而言，古今中外，一切成功的政治运作，都是高度讲究策略、讲究斗争艺术的，无论何时，随时要审时度势，根据力量对比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势。用《孙子兵法》的话说：“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也。”“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若则能避之”“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”。用老子的话说：“图难乎，其易也，为大乎，其细也。” 用孔子的话说：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，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” 故因此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，重庆确实是非去不可，或者是非来不可，由于江北新区，以及正在举行的“园博园”都值得一看。我想对齐邦媛，以及一切想念祖国重庆的人说：“只有亲自去看了，就会消除所有的本来难以摆脱的迷茫、困惑、痛苦和思考。 2011年12月5日星期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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菊绍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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